“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呈现出多样性。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在推动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9月12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全球视界”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球南方”主题访谈的受访嘉宾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和坦桑尼亚- 中国友好促进会秘书长约瑟夫·卡哈玛 ，访谈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编委吴挺主持。
9月12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全球视界”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图片来远：北京香山论坛官网
以下为访谈主要内容，略有删节：
如何理解“全球南方”？
吴挺：贾教授，您在美国研究方面非常有名，为什么“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引起了您的注意，您是怎么看待它的？
贾庆国：这个概念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之后。当大家都在谈论解决战争的方法时，“全球南方”国家（立场）各不相同。比如新加坡支持美国对俄罗斯的行动，而朝鲜与俄罗斯形成了“联盟”。所以“全球南方”是这样一个群体，有不同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立场和观点。
吴挺：约瑟夫·卡哈玛先生，您是怎么理解“全球南方”这个概念的呢？
约瑟夫·卡哈玛：我为什么开始关注“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我来自非洲，我们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关系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合作。我来自一个外交世家，去过很多国家，对“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越”来越感兴趣。“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是一个热点话题，大家都应该关注。
吴挺：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吗？
约瑟夫·卡哈玛：我认为中国确实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帮助非洲国家，从历史上看，60年代坦桑尼亚刚获得独立时，中国就与我们共建了坦赞铁路。当时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都无法为我们提供贷款，但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提供了5亿美元的资金，这对非洲的发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提升了非洲的贸易能力，还增强了我们的独立发展能力。
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全球安全倡议等在南方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周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十点中非合作建议”，表明中国一直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的政策和行动表明了它一直与我们在一起，推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贸易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诉求
吴挺：贾教授，您刚才提到其实有不同声音，“全球南方”国家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针对俄乌冲突，有很多研究论文也提到了，俄乌冲突凸显了“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都不支持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也不同意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希望看到的是和平解决冲突，但又不从军事上援助任何一方。您认为“全球南方”这些共识背后是什么逻辑？或者在解决安全问题方面有没有共同观点？
贾庆国：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既不支持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也不站在美国那边抨击俄罗斯。
我觉得“全球南方”国家确实有很多共同的立场观点。
第一，都有共同的发展利益，特别强调发展，因为它们都是发展中国家。
第二，它们都是相对较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利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换句话说它们都认为应该维护国家主权，因为这是大家的共同利益。
第三，它们都非常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出更强大的声音，相信它们的声音没有得到足够的倾听。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包括政治体系、价值观、发展水平、财富水平等。这就带来一个挑战：如何管理好这些不同，控制内部矛盾，通过合作和磋商来实现共同利益。当然，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已经在全球层面推出了很多倡议，如“一带一路”倡议等，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吴挺：您同意吗？约瑟夫·卡哈玛教授，您觉得“全球南方”有共同的诉求吗？
约瑟夫·卡哈玛：当然有。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和金融机构中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解决经济问题，实现与“全球北方”平等的对话权。
“全球南方”是一个整体，但也有各种不同，多样性很突出，有矛盾也是很正常的，但怎么管理分歧呢？它们需要共同讨论来解决经济问题、发展问题、贫困问题、贸易问题。以及，怎么让它们更容易和世界其他国家坐下来谈？在这方面中国确实发挥了非常令人敬佩的作用。
吴挺：在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区域全球化和地缘政治挑战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共同使命是什么？南南合作的重大挑战又是什么？
贾庆国：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导致了高科技产品价格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了，因为中美市场开始“脱钩”，美国推行的所谓“安全化”政策影响了其他国家。为了多元化，美国要求把制造业迁回国内或转移到其他国家，这导致全球市场变小，生产规模减小，结果是成本上升，全球经济受到了不利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全球通货膨胀的挑战。如果中美能够想出一些解决方法来保持贸易流动，“全球南方”国家也会从中受益。同时，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一直在推动其他国家站队，这也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感受到了压力。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些挑战，实现共同利益，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任务。
吴挺：作为非洲国家，最大的关切是什么？
约瑟夫·卡哈玛：当两只大象打架，遭殃的是底下的草。非洲并没有做好应对大国冲突所带来影响的准备。粮食价格上涨，安全问题加剧，很多国家被迫在大国之间站队，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很多问题是相互交织的，我们必须解决一个才能解决另一个。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需要在谈判桌上进行和平探讨，解决边界、水资源和饥饿等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期待与中国继续合作，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全球南方”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角色
吴挺：去年非洲联盟被接纳为20国集团成员国，是“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今年1月，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加入了金砖国家。您认为“全球南方”如何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全球治理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贾庆国：“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这些国家变得更有能力，它们的声音在全球层面上越来越被听到。
我一直认为，二战后全球秩序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意识形态，强调个人的政治权利，包括民主自由；另一种是强调世俗利益，如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解体后，西方的价值观一度成为主流，尤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军事干预改变了世界面貌。但随着中国崛起和相对的西方衰退，对全球秩序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自由化的崩溃是一个被夸大的论点。我认为全球秩序正在向更加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种价值观变得更加重要。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我们意识到国界的重要性，以及国家不使用暴力的重要性。“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在这一新的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吴挺：约瑟夫·卡哈玛先生，您对“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有什么期待？
约瑟夫·卡哈玛：毫无疑问过去的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变革和调整，而且“全球南方”的声音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明显，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如推动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担任常任理事国，提高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用。2022年，“全球南方”国家占据了全球GDP的58%，比七国集团高很多。
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在这些治理机构中需要更多进步，才能更加公平。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更加和平，有更多边的思维方式和更公平的决策，特别在全球治理层面。
吴挺：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二位和“全球南方”的年轻一代讨论过他们眼中的全球化？对于新一代有哪些期待？
贾庆国：年轻人确实比我们这代更快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世界。他们接触“全球南方”国家的机会越来越多，也有在西方国家的学习经历，比我们这一代更国际化。我教过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学生，他们的求知欲很强，总是将中国发生的一切与自己的国家结合起来。他们很想知道中国在发展模式、反腐败、高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通过这样的交流，他们能够形成自己的看法，同时也能吸收其他国家的智慧。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决策。
也许有一天我们的领导人在见面时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同学，有了这种友谊和信任作为基础，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约瑟夫·卡哈玛：当今世界更加复杂，但青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眼界更开阔，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去过西方国家，很多人也来过中国，还有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与我们的合作，目前有2000名坦桑尼亚学生在中国学习。这只是一个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接触中国，他们有更多的平台与“全球南方”的不同代表交换意见。
吴挺：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角色有什么期待？
约瑟夫·卡哈玛：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作用是一以贯之的。坦桑尼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帮助我们实现工业化，提供医疗援助。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极力推动了坦桑尼亚一个甘蔗厂的建设。中国的医疗队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坦桑尼亚。他们帮几千人做了手术，帮助当地人解决医患问题，真的发挥了非常杰出的作用。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在坦桑尼亚当地的公司雇用了几千人，去年还投资了一个玻璃厂（4亿美元）。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这些方面与非洲合作，特别是与我们的年轻人合作。我们50%的人口不超过15岁，很年轻，如果他们接受教育培训后再工作，就有大量的价值。而且他们也有一些人会从西方回国，探讨中西方合作。